蚂蚁股票学校
资讯 科技 类企业的平均市盈率为24.8，其中阿里的P/E为33.7，腾讯的P/E为51.8，而蚂蚁集团的预计发行价格为68.8元/股，对应的动态市盈率高达96.48！即使根据原计划的发行价和2020年6月30日前12个月的每股收益测算，蚂蚁集团的市盈率也高达43倍。一旦蚂蚁金融出现金融风险而国家出手救助，就意味着让全体居民一起帮其分担和承受风险损失。另一种观点认为，蚂蚁集团的技术优势来自于垄断。尽管蚂蚁集团的贷款规模巨大，但相对于传统的金融公司，它的坏账率反而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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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炒股入门基础知识有哪
关于股票入门基础知识有很多，我们可以从最基本的“什么是股票”开始，到了解一些经常使用的看盘和分析工具。简单地说，
1、弄懂什么是股票以及股票交易的场所和方法。这些基础知识又包括，股票的发行、交易场所、股票账户的开户，以及如何在网上交易买卖股票等。
2、简单的看盘。比如什么是K线？什么是移动平均线？什么是成交量？什么是趋势？
3、简单的技术分析方法。股票的技术分析方法有许多，其中最基本的有三种，
A、股价相关的K线分析。K线分析主要是以K线形态为基础，K线形态有很多，分为顶部反转形态、底部反转形态，上升趋势持续形态、下降趋势持续形态，再就是整理形态，比如楔形整理、箱型整理、三角整理等等。
B、与交易量相关的成交量，成交量分析主要有三样，按筹码为单位的成交量、以金额（元）为单位的成交金额，还有是以换手率作为描述的成交情况。成交量也有形态，比如堆量、地量和天量、缩量、增量等等。
C、趋势分析方法。趋势分析是股票分析的重要部分，关于趋势分析的技术工具有均线系统、布林线、趋势线等等。
D、常用技术指标的简单分析。这部分内容主要是MACD指标，DIM、KDJ指标等。
4、另外，基本的财务分析指数应该也是必不可少的，要了解一些基本的财务知识，学会看懂财务报表，知道一些关键的财务指标的意义。比如最基本的市盈率、市净率、每股收益等等。
以上应该是股票入门基础知识的主要内容了，当然这些内容包括的知识和方法都很多，如果想进一步提高，则可以对以上知识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新手前期先用模拟软件去练练，从模拟中找些经验。看看成功率好不好，找出正确的炒股方法，再学习修改交易系统，再模拟直到成功率达到90%以上，在模拟账户上盈利50%~100%左右，自己觉得可以了再去实盘操作。模拟软件可用牛股宝看看，个人感觉还不错，功能全面，行情跟实盘同步，对于新手学习一定性的帮助，愿可帮助到您，祝投资成功！
平台经济与社会主义：兼论蚂蚁集团事件的本质
【文/ 赵燕菁】
一、围绕数据平台企业的争议
数据平台企业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首先在于其超高的估值。以香港股市为例，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Price Earnings Ratio，简称P/E或PER）为18，如以传统金融业务为主的金控集团中信股份的P/E为4.2，招商局集团的P/E为3.8。资讯 科技 类企业的平均市盈率为24.8，其中阿里的P/E为33.7，腾讯的P/E为51.8，而蚂蚁集团的预计发行价格为68.8元/股，对应的动态市盈率高达96.48！即使根据原计划的发行价和2020年6月30日前12个月的每股收益测算，蚂蚁集团的市盈率也高达43倍。
实际上，不仅蚂蚁集团，世界上与之类似的数字金融公司，也都具有超高的市场估值。比如，MasterCard的市盈率为43，Visa为52，Paypal为85，Square为227；保险 科技 类公司，如SelectQuote，其市盈率为39。理财 科技 类公司，普信的市盈率为34，东方财富为53。微贷 科技 类公司，以消费者信用评级公司作为标杆，其中TransUnion的市盈率为47，益白利为49，艾可菲为38，费哲金服高达71，此类企业的平均市盈率约为52。
对于这些基于数据平台企业的超高估值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一种观点认为，蚂蚁集团之所以估值这么高，不是因为它的业务多好，而是因为它借道“ 科技 公司”逃避金融监管。传统的金融公司，都要接受巴塞尔协议的限制，可是蚂蚁集团通过将自己“包装”成 科技 公司绕过了监管，把风险转嫁给传统金融公司。一旦蚂蚁金融出现金融风险而国家出手救助，就意味着让全体居民一起帮其分担和承受风险损失。
另一种观点认为，蚂蚁集团的技术优势来自于垄断。不是其他企业做不了，而是因为数据平台企业通过数据垄断，跨界“剿灭”了其它商业模式和竞争对手。垄断的定价权，带给平台企业不公平的利益。
在本文看来，这两方面的批评都是基于过时的经济学框架。
来看第一种观点，为什么蚂蚁集团可以不受巴塞尔协议的限制？不是因为它将自己包装成“ 科技 公司”，而在于蚂蚁集团和传统金融企业的风控能力完全不同。在传统金融下，由于银行对小额贷款进行风险评估的成本很高，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法得到金融系统响应。高利贷是这类企业的无奈选择。平台企业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实现了低成本风险控制——通过将小微企业的信用“提纯”，给以前无法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取融资的中小企业征信。尽管蚂蚁集团的贷款规模巨大，但相对于传统的金融公司，它的坏账率反而更低。面对技术的变迁，用马车时代的交通规则监管 汽车 时代的交通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二、“企业群落”及其结构
对蚂蚁集团的高估值批评的第二个理由——垄断，主要是基于对平台企业性质的错误理解。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所有的企业都是同质的，但现实中，企业是有结构的——它是一组由平台企业和依附其上的普通企业共同构成的企业“群落”。普通企业从事私人产品生产，平台企业为这些普通企业提供服务。这两类企业在不同的“维度”上分别参与不同市场竞争。
为什么企业内部会存在不同“维度”？这是因为随着分工深化和市场规模扩张，普通企业逐渐衍生出对一些共同的生产和消费的需求。比如，所有企业都需要电力，但如果让每个企业都自己挖煤、运输、发电和送电……，世界上就不会有几个企业了。家庭可以视为从事人口再生产的小微企业，对大部分家庭而言都有获取教育的需求，但如果让每个家庭都自己去建一所学校，这样的教育是没有几个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这时 社会 分工就会在企业群落中演化出一类新的经济组织——平台企业——专门为普通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统一建设电厂，普通企业只要安装一个“插座”；统一建设学校，家庭将孩子送去读书。类似的还有道路、机场、港口等都是依循相同的逻辑由平台企业提供的。平台企业的出现使原本需要重资产运行的普通企业得以轻资产运行——不需要自己发电、自己打井、自己修路……，这些重资产都由平台企业统一提供。
理解了企业的结构，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描述企业间的竞争。表面上看市场竞争发生在普通企业之间，但其背后却是依托不同平台的“企业群落”之间的竞争。由于平台企业的重资产可以显著降低每个搭载其上的普通企业的固定成本，是否有平台依托以及平台效率的高低，都将会极大地影响不同“企业群落”间普通企业的竞争。一旦一个企业群落的平台企业被另一个企业群落的平台企业击垮，所有依附于这个平台企业的普通企业都可能被击垮。
图1 平台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盈利所需的固定成本
平台企业重资产的特点，决定了它必须依靠巨大的规模才能分摊固定成本。而平台的固定成本越低，普通企业的负担就越小。因此，通过反垄断进行拆分会导致平台企业的规模变小，反而导致所有普通企业成本的上升。按照这个定义，政府的本质就是一个平台企业，其通过空间收费（即税收），为所有依附于其上的企业提供公共服务。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经济学拼命抹黑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却找不到一个经济体能在“无为”政府治下获得成功。当数据平台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像政府一样具有平台性质，规模经济决定了这类公司也一定需要垄断。
正确“反垄断”绝不应当是缩小平台企业的规模，更不是降低平台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而是限制平台企业“降维”进入普通企业的业务。如果将足球职业联赛视为一个平台，那么作为联赛的组织者的足协，就不能自己也办一个足球俱乐部，否则其他俱乐部就无法与足协的球队竞争。同样的道理，一旦提供路网的平台企业自己也开始生产 汽车 ，提供电网的平台企业也自己发电、提供通讯服务的平台也自己生产手机，其他普通企业就无法公平竞争。按照这个推论，无论微软的市场占有率多高，都不构成将其拆分的理由。正确反垄断应当拆分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捆绑office。因为这种捆绑很容易被用来打击office 的竞争软件（比如WPS）。现实中，谷歌就是通过剥夺华为手机接入安卓平台来打击华为的终端业务的。
结论是，反垄断不是反对平台企业的水平整合，而是要反对其垂直整合——把电网拆分成国网和南方电网是“错误的反垄断”，把五大电厂同电网分开则是“正确的反垄断”。这当然并不是说平台企业就无需市场竞争。事实上，所有平台企业都在参与另一个“维度”的竞争。比如，政府虽具有高度的垄断性，但政府之间同样存在激烈的竞争；高速公路网也具有垄断性，但它要同高铁网，甚至航空网展开竞争。数据平台企业也是如此，不同的数据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一点不小于普通企业之间的竞争。如果错误的反垄断导致平台企业的效率下降，那么整个“企业群落”的竞争力都会受到影响。这就需要根据平台化程度的不同以及平台化的方式不同， 探索 不一样的拆分模式。
一个国家的实力，取决于其普通企业所依托平台的竞争力。各国最后比拼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普通企业，而是其“企业群落”所依赖的平台。若阿里巴巴不如亚马逊，那么所有依托亚马逊的企业相对依托阿里巴巴的企业就会拥有不对称的竞争优势。只有依托强大的平台企业，普通企业才能通过更轻的资产运营，获得额外的竞争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像马云、马化腾这些能创造出平台企业的企业家，都是其“企业群落”的“英雄”，他们创造的平台企业，都是该“企业群落”的核心资产。纵观全球，真正导致垄断的从来都不是平台企业，而是不完善的监管。允许平台企业“混业经营”的规则——如同不区分重量级的拳击——才是导致平台企业垄断的真正原因。
三、互联网平台的价值之源
回到前面的问题，蚂蚁集团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估值？这可以从蚂蚁金服改名为蚂蚁 科技 的举动中看出端倪——蚂蚁集团的高估值不是因为其是“金融”，而是因为其是“ 科技 ”。它上市所卖的不是传统的金融服务，而是一种全新的资源——大数据。资源是人类活动产生的权益，大数据也是一样，它是现代经济活动创造的一种全新的资源。麦克斯韦和马可尼发现了无线电的用途，从而使频谱资源变得稀缺而昂贵；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从而使得煤炭资源的价值倍增。想象一下，如果马可尼的公司拥有了所有的无线电频谱，瓦特的公司拥有了所有的煤炭，这些企业的市值会有多高？大数据就像是无线通讯时代的频谱、蒸汽机时代的煤。数据平台企业之所以有超高的估值，乃是源于它们在把大数据这一公共资源据为己有。
也许有人对大数据的公共属性提出质疑，认为所有个人在无偿使用互联网提供的服务时，都会签署一个协议，向数据平台企业让渡数据的使用权。在一般人看来，数据是数据公司一种基础性生产要素。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渠道积累和使用数据，与传统企业使用资本、人才等要素一样，是正常商业活动的一部分。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质疑，乃是因为没有正确区分数据企业和数据平台企业——前者使用的是“数据”，后者使用的是“大数据”。“数据”在被单独使用时，往往没有多少价值，因此，数据的所有者通常会在一对一交易时，无偿让渡“数据”的所有权；真正有价值的是海量“数据”汇聚成的“大数据”，就包含的信息而言，数据和大数据可以被视作两种完全不同的资源。
包括蚂蚁集团在内的数据平台企业能有如此高的估值，乃是因为市场将中国庞大的用户群体所创造的大数据的价值，一并计算在了这些公司的资产之中。没有这些海量用户，数据平台企业的价值就会一落千丈。这就解释了为何数据平台企业的市场估值往往与其业绩无关，而与其用户数量高度相关。2011年以后，腾讯的营业额增速和利润开始跌落，此前是60%-80%的增长，之后的相关数据基本是在50%以下，且利润增速掉落到20%-30%之间。但腾讯的市盈率却从原来的23倍上浮到47倍。对这一独特现象的唯一的解释，就是用户数量的增加导致了数据财富的增加。
不仅腾讯，其他的数据平台企业也都具有类似的特征，即低利润、低分红、低纳税，但却高估值。2020年12月亚马逊的市盈率高达89.98！如果此次蚂蚁集团上市，按照68.8元/股的发行价格，对应的动态市盈率也高达96.48倍。这些都说明数据平台企业上市卖的不仅仅是其创造的价值，而更多的是其使用的资源——大数据。当初把谷歌、推特和脸书之类的互联网企业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广受知识界诟病。现在回过头来才理解，其真正意义乃是保护了中国的大数据，为后来的BAT的国内平台公司的崛起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假如当初放任这些互联网巨头在中国开展业务，哪怕这些业务不赚一分钱，海量数据的价值也会投射在他们的股价上，这些企业依然可以从资本市场上获取巨额财富！
四、初始资源的权属
数据平台企业价值的来源是大数据。接下来需要回答是，在互联网平台上产生的大数据究竟应当属于个人，还是平台，抑或 社会 ？ 历史 上资源的初始产权既有私有，也有公有，都是由不同的制度决定的。但不同制度的实践却表明，资源的初始产权界定的不同，会极大地影响制度的绩效。
一个可以用来参照的资源就是土地。对于城市政府这一平台企业而言，土地是其最主要的初始资源，所有城市都必须经历土地集中，配套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再私有化的过程。其中第一步——土地集中——是城市化第一个也是最难跨越的门槛。我们把英国治下的殖民地分为两类，可以发现，凡是将土地初始产权界定给原住民经济体，比如印度等，基本上都没能完成城市化；而那些将土地界定给政府的非原住民经济体，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香港，都进入了发达经济体行列。这是因为工业化必须依赖城市这个平台实现轻资产运行，所以凡是不能完成城市化的国家，都被挡在了现代化的门槛之外。
中国的城市化很大程度得益于1982年宪法将城市土地的初始产权界定给了城市平台的主要提供者——地方政府。正是因为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中国才得以参考香港的土地金融（也被误称为“土地财政”），成功开启中国城市化的伟大 历史 进程。中国成为全球少数能完成城市化的原住民国家。对比初始土地私有制的印度与实行土地公有制的中国，可以明显看出两者在城市基础上的显著差异。
正是因为依托强大的城市平台，同样加入WTO的中国才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不仅如此，依托世界级城市平台的中国企业还在全球“攻城略地”，反噬了发达国家的市场。尽管有很多人批评说，中国的农民在政府征地时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但是由于城市居民就是原来的农民，城市平台显著降低了城市经济活动所需重资产的成本，相当于对原住民的土地丧失进行了间接补偿。
从中印两国由土地初始产权界定导致的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平台所需资源的初始产权，应当界定给平台的提供者而不是其原始所有者。按照这一规则，大数据的初始产权应界定给提供平台的企业而不是私人。任何以私人隐私为理由的数据私有制，最终都会制约平台的创立和运营，并最终危害“企业群落”的整体竞争力。
五、平台企业的制度演进
平台企业超高的市场估值，来源于全体用户创造的大数据。尽管资源的初始产权界定给平台提供者，有利于平台的创设与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平台的所有者应当攫取大数据价值带来的全部利益。具体到蚂蚁集团上市，那些在事后被曝光的投资者，是否是应该是平台企业天量溢价的合法所有者？平台企业运营不可避免地要捆绑大量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的溢价体现为平台公司的超额收益。平台企业的所有制必然涉及到巨大 社会 财富的分配。数字 社会 也是如此，它是成为一个公平的 社会 还是一个贫富分化的 社会 ，这都取决于平台公司的所有制。
与土地资源国有化路径相反，中国的矿产（特别是煤炭）资源 探索 了一条私有化道路。其结果不仅没有像土地那样创造出数以亿计的中产阶级，反而是暴富了一批正巧“家里有矿”的原住民。由于大数据往往是数据平台企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正好在大数据的“富矿”上，所以大数据就被想当然地当作公司财富的一部分计入了该上市公司的市值。今天那些通过数据平台企业上市不劳而获的股东们，和那些地下正好有矿的原住民没有本质差别，只不过他们卖的不是矿产，而是大数据。
严格上讲，“大数据”是平台企业与大众在交易“数据”时共同创造的。但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的 社会 主义中国，都将“大数据”的产权武断地界定给了平台企业，原因就是前面讲到的初始产权——初始产权没有给到平台公司，就根本不会有平台。真正的问题是平台企业本身一定要私有吗？要回答这个，就必须触及到一个常被讨论的话题——公有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破除具有“大锅饭性质的公有制”开始的，公有制的特点，就是追求资产安全，而与风险厌恶共生的就是难以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中国目前还是实行“大锅饭性质的公有制”，根本就不会有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一批伟大的平台企业。
但私人创造，却不一定意味着私人拥有。一旦普通企业发展为平台企业，也就开始了从私有企业逐渐向公有企业（public company）的演化。最典型的平台就是政府。政府诞生于为所有人提供财产安全的需求——居民只要给政府交税，就无需自己去供养一支军队。由于平台的规模效益，政府从创立伊始就是天然垄断的。随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增加，政府就逐渐成为整个 社会 经济活动运行的平台。政府也从普通企业变成平台企业，其所有制也逐渐从一开始的私有变为混合所有，乃至彻底公有。所以大家看到，在现代国家体制中，纯粹由私人拥有的政府已经非常少见了，哪怕是采用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其国王也都是虚设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议会代表全民来拥有的。政府的领导人不论在任时权力多大，到离任时也不能把任期内政府创造的财富带回家。
政府平台化后其所有制从私到公的制度演进 历史 ，有助于我们预判基于数据的平台企业未来可能的演进方向：平台企业被私人创造出来后，其公共的属性，决定了它也一定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公众公司（public company）。平台企业内在逻辑决定了：（1）凡是保留了私有的平台企业的地方，最终一定会产生系统化的贫富分化；（2）凡是有系统性贫富分化的地方，你都可以追溯到深层的平台私有。互联网企业在其发展的最原始阶段，存在诸如私人“跑马圈地”的现象实属正常，就像最初的政府也是私人企业一样；而一旦互联网企业演变为大数据平台企业，贫富差距就会迫使它迟早会演化为某种形态的公众公司——这要么是通过以自我演进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创新实现，要么是通过以某种外力迫使为主要特征的制度革命实现。
六、平台企业公众化
所谓的公众化，不是简单地没收，然后宣布国有。而是要通过制度设计，将使用公共资源创造的价值从平台企业“萃取”出来返还给公众。在实践中，有很多制度路径和产权组合，可以在不影响平台企业运作的前提下，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应当通过反垄断政策，将数据平台企业的平台部门和应用部门（如淘宝和天猫、京东和京东自营）分开（这有点像政府从非公共产品领域退出一样），确保普通企业不能依托平台，获得相对其它普通企业额外的竞争优势。分离后的平台部分，从监管到运营，从投资到分配，都要有更多的公共利益代表进入，要“公进民退”；在非平台部分，可以完全私有化，“公退民进”。对于那些数据资源无法在使用环节拆分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可以在分配环节公有化，比如对数据使用收税，然后把税收返还给公众。长期以来，像谷歌这样的年利润超过1600亿美元的公司，其非美利润一直在享受个位数的有效税率，仅约为其海外市场平均税率的四分之一。例如，市值接近7900亿美元（一度曾突破过万亿）、2018年净利润高达112亿美元的亚马逊，不仅未缴纳任何联邦税，反而获得了1.29亿美元的退税。这显然是非常不合理的。对比之下，阿里巴巴2018年的缴税总额达到了516亿元人民币。
针对这一问题，各国开始研究对互联网巨头征收数字税。从2020年4月开始英国带头对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等企业征收2%的数字税。税收的本质就是作为“平台企业的政府”强制性参与作为“依附企业的平台企业”的分红，然后利用这笔收入去提供公共服务。
更加有效的做法，是政府通过PPP代表公众参与数据平台企业的投资，代表公众持有数据资源部分的公共利益。现在一提到PPP，很多人就以为是单方面的“国退民进”。事实上，PPP正确的作法是政府在退出非平台领域的同时，在平台领域“国进民退”。所谓“国进民退”不一定是政府亲自“下场”做平台，而是在平台企业初创时入股，去做风投，扮演类似当初淘宝创立时孙正义那样的角色。
当前的企业改革，一个比较大的争论，就是要不要“国退民进”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区分平台企业和依附企业，企业产权只能在全部公有或全部私有两端进行选择。一旦引入分层的企业结构，就可以在平台和非平台企业选择不同的制度组合。 社会 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可以被重新定义——只要平台企业是公有的，哪怕普通企业都是私有企业，这个经济也是 社会 主义；反之，只要平台企业是私有的，不论普通企业是什么所有制，这个经济就是资本主义。
图2 当今的 社会 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市场 社会 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
平台企业一开始都是普通企业，发展成平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什么阶段政府要进入平台企业？一是在创投阶段，公众基金对有可能成为平台的公司进行风投，这样做风险大但收益也高。二是在上市之前，当平台企业要上市时，可以强制要求其必须和代表公众利益的 社会 企业（如人力资源和 社会 保障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进行谈判，以发行价交出一部分（比如30%）的股份给这些公众公司，然后由这些公众机构保荐上市。未来该企业的分红也好，持续经营的利润也好，全体老百姓都能够分到一部分。
具体到蚂蚁集团，就应该在其上市前，将那些企图通过私自占有数据财富获利的私人投资者（比如私募、投行和“赵薇”们）踢出原始股东，将原始股按照市场公允的价格划拨给养老基金等公众基金（相应地，政府可以给持有公众股份的平台企业一定的税收减免）。随着公众基金占股的比例逐步提高，平台企业会逐渐从初创时的私有过渡到公有（类似君主立宪制的政府过渡模式）。2016年，我和周颖刚教授在《 财经 智库》上发表的《中国资本市场再设计：基于公平效率、富民强国的思考》一文中，曾提出通过保荐制由公共资本主导股票一级市场的建议。这个建议现在看来并不过时。
以上还都是比较简单的办法，实际上还有一些更复杂的操作。比如，央行基础货币发行。现在央行的基础货币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贸易顺差结汇被动生成的。外汇实际上都可以折算成美元，而美元的本质是美国财政部的债务。央行实际上是通过持有美国政府的股份来发行本国的货币，这一货币生成方式导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基础货币仍无法自主内生。如果中国仿效美国通过购买国债发行货币，就需要巨大的财政赤字才能使货币供给与巨大的市场规模相匹配。这样的货币生成模式不仅与中国限制政府举债的法律相冲突，也不利于央行执行独立于财政的货币政策。
平台企业的一大特点，就是具有稳定的收益。如果能把平台企业创造的稳定现金流直接抵押给央行，央行就可以以这些具有固定收益的资产为锚，独立自主地发行市场运行所需的货币。央行就不需要依靠外贸顺差或者发行国债来生成货币。按照博尔顿和黄海洲的研究，中央政府的债务本质就是国家的股权，使用货币的老百姓，实际上也相当于持有了国家的股份，由此，通过货币渠道，实现了平台财富的全民所有。
七、通往公平与均富之路
数据平台企业是中国“企业群落”的核心资产，对于依附平台之上的普通企业降低成本、参与世界竞争具有系统性的重要性。一个国家能否在国家竞争中胜出，取决于其平台企业是否能在与其它国家的平台企业的竞争中胜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必须培育和保护包括蚂蚁集团在内的所有关键性数据平台企业，并将之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数据企业演进为大数据平台是一个过程。若在大数据还没有被发现之前就对相关公司实行公有化改革，其结果就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平台企业根本就不会出现。此时，对平台企业的扶植是必须的，打压平台企业，就是打压其所在的“企业群落”。
要防止平台企业私有化必然导致的不可逆的贫富分化，防止平台企业被私人资本所挟持。是 社会 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取决于你是否对资本征税，而取决于你是否对资本拥有所有权。在收入环节征税已经被皮凯蒂证明无助于缓解贫富分化，只有平台公有，才能“驯服”资本。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无论是在财富分配的平均程度还是家庭的致富速度，无论是对冲市场波动还是应对经济危机的冲击上，其表现都远远好于以股票为核心的其它国家的资本市场？原因就是一级土地市场的公有使得城市这个平台为财富分配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基础。中国以土地财富为基础的城市平台，为管理以数字财富为基础的互联网平台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怎样看待平台企业、看待垄断，怎样理解市场竞争导致的贫富分化，需要全新的经济学理论。如果监管紧盯着平台企业的垄断，并将市场占有率作为垄断的标准，就可能在反垄断上犯方向性的错误。垄断是由平台的本质所决定的。监管真正应该盯住的是平台的运营是否出现“降维”，特别是要盯住平台企业所依赖的全民所有资源，盯住上市公司背后那些企图将公众的“大数据”据为己有的股东。一旦对于平台经济的讨论从垄断转向产权，我们就会辨识出新经济通向均富和公平的正确道路。
怎么学习炒股炒股怎样赚钱学习炒股网站推荐？
散户要学会炒股赚钱，要做到以下几点：
在我学股的历程中,我最希望的是知道我已经学到什么地步。当我达到什么地步的时候,才可以认为已经毕业。当然,毕业并不表示已成为专家,但起码它表示我已拥有足够的知识在这行生存。就数学而言,小学的内容从加减开始,中学的数学包括几何代数。你很清楚你的数学知识已经达到了几年级的水平。学股有没有这样的级别之分呢？答案是”有”。 我在这里就以自己的学股历程谈谈学股经过的阶段,你可以参照我的描述,估计一下自己现在处于什么阶段。这些阶段的划分并不严格,很多时是互相交错的。如果人性共通的话,我学股的历程应该和你十分相似。
蛮干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称蛮干阶段。
这段的特点是自己没有什么主意,买时不知为何买股票,卖时也不知为何卖。买卖的决定完全由他人或自己的一时冲动所左右。比如某某股评家推荐买这只股票,他认为这只股票最少还会升10点等等。卖时也没有章法,觉得有钱赚就可以卖了。在这时期是决不何止损的。
我有位亲戚,他从未炒过股票,有一天他听我卖了两只亏钱的股票,立即就指出我的过错：”亏钱的股票怎么能卖？最少要等到升回有钱赚时才可以脱手。亏钱的股票快快卖掉,赚钱的股票不何卖,要等到跌回亏钱后才卖,你怎么可能从股市赚到钱？”这段话大概说出了新股民的心声。这本书读到这里,读者也应能明白为何带有这样心态的股民不可能在股市不断赚到钱。
新股民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不贪；二,不怕。
“不贪”：他们只要有一点利润就赶快卖股获利。”我昨天10元价进了500股,今天升到11元,赶快卖掉,500块钱能买不少菜呢。”只要股票的价钱升到他们的买价之上,身上的每根神经都在喊：”卖！卖！卖！”生怕明天跌回来怎么办？他们不贪,满足于赚小钱。 “不怕”：假如不幸10元一股进的股票跌到9元怎么办？答案是：”真倒楣,被套牢了,等到反弹再说。””套牢了不怕,反正我也不急用,等就是了。”亏钱时他们不怕,他们决不愿亏小钱。挺令人遗憾的是,就我的观察,80％以上的股民都无法从这个阶段毕业。问问你自己有这样的心态吗？如果有的话,你学股的道路还很漫长。你还处在原始阶段。
摸索阶段
我自己在蛮干阶段大约待了半年,幸运的是,我居然在这阶段赚到钱,使我对自己的悟性有极大的信心。或许这就是初始者的好运。这段时间我开始大量阅读有关炒股的书籍。我知道这样蛮干是不对的,我开始试验”截短亏损,让利润奔跑”。首先我学习止损,我首先给自己定个规矩,只要股票从我的买价跌1美元,我就卖掉,以后这样的损失积累成很大的数目,股票常常一碰我的止损价就回弹,我便傻乎乎地不断止损,小损终于加成大损。我明白1美元的止损不对,我便开始把止损点放大,由1美元加到10％,最后加到20％。这段时间持续了两三年。结果还是不行。举例说,30美元的股票,我将止损点定在27美元,股票升到35元,我就将止损点定在31.50美元。实验的结果,我买卖的次数少了,但我常常是亏钱时在27美元卖股,赚钱在31.50美元出场。这样亏时亏3美元,赚时只有1.5美元,算算总账,还是亏钱。
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当股价从30美元跌到28美元时,我总是把止损点下移,有时移到26或25美元。我给自己定10％的止损,在实际中的损失常超出10％的数目。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我忍不住。我怕股价一碰到27美元就反弹。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当股票升时,我通常没有困难在进价之上卖股。如35美元的股票跌到32美元,我不会将31.50美元的止损价往下移,因为我已有1.5美元的利润。
最惨的是这段时间,我试过专用基础分析来炒股,研究股票的盈利及公司资产值,研究成本收益比率,你想得到的指标我全试过。结果还是不赚钱。我试过用技术分析来炒股,找最低点,找最高点,结果不断以”止损”收场。止损,止损,止损,我不断止损,就是看不到盈利。止损把我止怕了。我还试过各种电脑的计算指标,如平均线、威廉％、MACD等等,没有一样有效。结果总是不断地在止损。好不容易偶尔赚次钱,也常因为止损点定的太低,没赚多少。这段时间我不仅将蛮干阶段幸运地赚到的钱全赔了进去,还亏了一些老本。就是说我不仅白干了三年,还亏了本。
别忘了,这段时间我是专职炒股,我把读到的、想像到的各种炒股方式全试过,就是赚不到钱。我也将华尔街的各种各样的家训读到能倒背的地步,在实际中似乎它们完全无效。你可以想像我是多么的彷徨。
我对炒股失去了信心,我决定试试自己在期货上的运气。我开始炒卖黄金、白银、外币、黄豆、石油、小麦。那些在炒股中学到的规矩似乎也完全无效。期货的人为操纵更厉害,我只是亏钱亏得更快。这时我的第一位女儿来到人间,我感觉身上的责任重大。我真正地开始考虑是不是应该放弃了,该转行了！如果付不起日后女儿上学的学费,我怎么向她交待？ 花了近四年的时间,什么也没有得到,亏了老本,换来一大堆经验。如果离行另谋他就,这些经验一钱不值,你可以想像我是多不甘心。期货炒卖是极特殊的行业,它不注重基础分析,你说日元或黄豆应定什么价？它极其注重技术分析,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走势和阻力线及支撑线的要领。把这些概念放回股票,我突然感觉股票运动其实有迹可循！我突然间觉得有灵光在脑海中闪耀。
让我先在这里停一下。因为上述的阶段可以称为学股的摸索阶段。你如果还处在蛮干阶段,这本书讲的一切对你可能太深,你还不明白我在讲什么。你如果正在摸索阶段,你开始明白这本书。
摸索阶段的特点是你已多多少少明白炒股的行规。你知道要止损,要让利润奔跑,但你还不清楚止损应怎么止。你用10％或20%等机械的方法定止损点。有时你能办到,有时你又想方法不去止损。让利润奔跑时你不知应让它跑多远,你不知怎么判定获利点。各种各样炒股的规则有时有效,有时无效,你还不知怎样有选择地应用它们。看到蛮干的炒手,你已知道他们在蛮干,你知道不能那么干。你自己有时赚到钱,有时亏了钱,但你还不明白为何亏钱,也不清楚怎么赚到了钱。你还没有有系统的买点和卖点,这只股的成本收益比率很低了,那只股的红利比较高,张证券行推荐这只股,李股评人看好那只股,你还在用自己的直觉加上”应该不会错”的理由来买卖股票。这些描述合适你吗？如果对的话,你还在摸索阶段。
体验风险阶段
摸索阶段的下一步是体验风险阶段。有时这两个阶段是同时进行的。遗憾的是,体验风险阶段的你常要亏大钱,不亏上一两次大钱,你不会明白什么叫风险,你也还不可能毕业。只有在亏钱亏得吃不下、睡不着的时候,你才会真正地反思炒股为什么会有这些行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行规的意思变得很清楚。有了这个经历,再去读读第三章第二节”资金管理(怎样在股市下注)”的内容,你就真正明白我在谈什么了。
我每次赚了大钱,随即常常来一次亏大钱,因为每次赚了大钱,都让我自己觉得自己”懂了”。这样的经历重复了好多次。这或许就如同游泳一样,淹死的都是”自己觉得”会游泳的人。那些知道自己不会游泳或真正知道怎样游泳的人通常不会淹死。 如果亏大钱的经历发生在你的蛮干阶段,我对你深表同情。但如果你确确实实有了几年的炒股经验,对研究股票及其运动规律下过苦功,这时亏大钱常常是你大成之前的最后考验,请千万不要放弃！那些著名的炒股名家,在他们成”家”之前通常都有一次甚至几次的破产经历。其中包括本书中提到的利物莫和巴鲁克。在忍无可忍的时候,请再忍一忍。
回到我的故事。我炒股的最大挫折,就发生在”有灵光在我脑海闪耀”之后。四年多,我白干了,股市对我而言成了”没钱人学到很多经验”的地方。我不知多想快快地捞上一笔。其间有两个星期,我亏掉53000美元。挫折不在金钱的数目,而在这次亏钱是完全不应该的。按我的规则,我会亏掉4000美元左右,那是我止损的极限。但我注下的太大,又不肯及时止损。我犯了不该犯的错误。我用希望取代了分析。我自以为懂股票了,其实还不全懂。随后一个月,我开始整理自己的思路,总结五年来的经验及教训,综合我这些年来的广泛阅读,结果就是这本书所说的一切。这两年,我完全按照这本书所说的原理照办,每年的回报率都超过100％。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回报是在极小的风险下取得的。日后是否还能持续这样的回报,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已定出了可行的炒股计划,只要按这个计划做,我久赌必赢。区别只在赢多赢少,那同运气有些关系
久赌必赢阶段
现在我们谈炒股的最后阶段,久赌必赢阶段。
一个可行的计划,不能凭空想像,它必须有理有据。“理”就是数学的概率,如果你每次下注的赢面超过50%,而且你只下本金的小部分,不会为几次坏运气就剃光头,从长期而言你是胜定了。道理和开赌场一样。“据”在于你知道怎样找临界点,在长期的观察和实践过程中,你知道这些点是出入场的关键点,在这些点操作,你的赢面超出50%,再加上应用“截短亏损,让利润奔跑”的原则,赢时赢大的,亏时亏小的,你的获胜概率其实远远超出了50%。
到久赌必赢阶段,你不应对亏钱和赚钱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你对止损不再痛苦,你明白这是游戏的一部分,你对赚钱也不再喜悦,你知道这是必然结果。你不再将胜负放在心上,你只注重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知道利润会随之而来。
有些人认为股票的运动是可以预知的,有些说是不可以预知的。这两点都不对,股票游戏是概率的游戏,没有百分之百这回事。只有随着经验的增加,你才可能将预测股票运动的正确率从50%提高到60%、70%。就算你能有70%的正确率,若不遵循“截短亏损,让利润奔跑”的原则,到头来可能还是白忙一场。
到这个地步,你不再执着成本收益比率或红利之类死的东西,你在用概率考虑问题。股票的大市怎么样？如果大市好,你买股的获胜概率增加了。股票的成本收益比率或红利怎么样？如果有吸引力的话,你的获胜概率增加了。这只股票本身的走势怎么样？如果正处在升势,你买股的获胜概率增加了。这只股票的运动用你的经验判定是否正常？是的话,你的获胜概率增加了。还有其它许多考虑的因素,你都试着用概率来评估它们的功用。
你知道股票运动在短期必受大户的影响。某著名股评人极力推荐某只股,你可以看看这只股票的技术图形,如果股票刚突破好的买入临界点,在此之前有被人暗中囤积的迹象,你可以怀疑该股评人可能和某大户联手,想推高股价,但现在只是推高的开始,你买入应还有段升高的路好走,获胜概率较大。如果这只股票已暴升了很多,股评人还来这一手,则大约是在找最后的傻瓜,你此时买股就没有什么赢面。同样的“好消息”,你已知道怎样分析及判断,你不再迷信“权威”。
这时候你已知道你为什么能赚到钱,你已有一套行动计划去重复赚钱的经历,你也清楚为什么会亏钱,你已学会跌时止损,亏钱不再成为心理负担。因为你知道亏掉的钱很快就能赚回来,到了这个地步,你知道你已能够以炒股为生了。
你会不会就此发大财,那要看运气。第七章“抓住大机会”讲述了这样的机会及怎样抓住它。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结果只有由上帝决定。祝你好运,也希望你祝我好运。 炒股的知识是否到此为止？答案自然是“否”。炒家利物莫说他炒股四十年,每天都能从股市学到新东西。华尔街有个说法：“你如果能在股市熬十年,你应能不断赚到钱；你如果熬了二十年,你的经验将极有借鉴的价值；如果熬了三十年,那么你退休的时候,定然是极其富有的人。”每个循环,炒股人的规则还是那些,但你对这些规则会有更深的体会。你会找到更多的例外,你会区分在不同的环境怎样实施不同的规则。
我在这里粗略地将学股分成蛮干阶段、摸索阶段、体验风险阶段和久赌必赢阶段。不算我业余炒股的经验,这四个阶段花了我近六年的时间。我研究过很多炒家的传记,他们的描述各有不同,但经历是相似的。能到久赌必赢的阶段是学炒股的里程碑。到了这个阶段,你就能在这行待下去,等待大机会。假如运气好,被你抓到几个大机会,你便从炒手升格为炒家。
你可以就我的描述估计一下自己现在处于什么阶段,还要多久才能毕业。你如果有一定的悟性及对人性的认识,克服人性中的弱点不需花很多时间,因为你很清楚什么是需要做到的,你只要尽力照做就可以了。最花时间的是怎么学着找临界点。每个人对风险的承受力都不一样,找到的临界点也不一样。你必须综合考虑股价、交易量、走势、新闻、大市、公司盈利、产品等因素。
我希望我能更详细地解释怎样寻找临界点及应怎样在临界点附近操作,但这实在是一门艺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而且没有放之四海人人都适合的做法。我给你指了方向,你可以就这个方向摸着石头过河。寻找临界点没有捷径,只有实验、失败、再实验,无数次地循环往复。直到有一天,你能凭直觉抓住临界点,凭直觉地运用本书所讲的所有规则,不再怀疑有无违反这、违反那,你就从有招的新手进步成了无招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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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日本人占多少股份？
日本人占有“阿里股权”是马云的4倍。
我们都知道马云是国内电商行业的代表人物，也是推动现在互联网商业的重要人物。作为全国最有钱的富豪之一，早年的马云其实一穷二白，学历不高，而且只是一个三流学校的英语老师，他的成功是因为他的远见和坚持，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马云能够遇到他人生中的伯乐。
在马云创业早年，第一笔投资就是来自日本软银，日本人孙正义投资了马云2000万美元。不过也正是日本孙正义的投资，马云目前只能持有很少一部分的股份。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阿里巴巴集团）是以曾担任英语教师的马云为首的18人于1999年在浙江省杭州市创立的公司。
阿里巴巴集团经营多项业务，另外也从关联公司的业务和服务中取得经营商业生态系统上的支援。业务和关联公司的业务包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国际交易市场、1688、阿里妈妈、阿里云、蚂蚁金服、菜鸟网络等。
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集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创造了史上最大IPO记录，股票代码“BABA”，创始人为马云。2019年11月26日，阿里巴巴港股上市，总市值超4万亿，登顶港股成为港股“新股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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