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举办了“创新友好型税收制度”研讨会暨智库成果发布会，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创新是关联性的，因而是整体性的，税收制度改革应整体设定路径，并确定税收制度改革的导向。刘尚希表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必须从整体出发。刘尚希认为，税收制度从整体上激励创新应具备四个基本条件，分配激励、市场激励、行为激励以及社会激励等。刘尚希建议，税制改革要有新理念，少搞短期性、补丁式的优惠政策，以税收法定和创新宏观环境优化为出发点，以税收收入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的相互适应和协调为着眼点，将创新理念真正融入到现代税收制度建设中去。

近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举办了“创新友好型税收制度”研讨会暨智库成果发布会，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创新是关联性的，因而是整体性的，税收制度改革应整体设定路径，并确定税收制度改革的导向。

刘尚希表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必须从整体出发。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创新是相互关联的，甚至互为因果。没有政府的创新，市场、社会的创新往往被抑制；没有社会的创新，如文化进步、理论新潮等，政府、市场的创新也没有土壤，长期看必将枯萎；没有市场的创新，经济发展就会停滞，则政府、社会的创新就会缺乏物质基础的支撑，也无法实现。

刘尚希认为，税收制度从整体上激励创新应具备四个基本条件，分配激励、市场激励、行为激励以及社会激励等。

首先，分配激励，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宏观税负水平反映出国民收入宏观分配状况，关系到企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社会对税收制度的评价。

何为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尚存争议，必须整体考虑。首先，宏观税负的高与低，是一个统计学问题，可观测、可计量，影响创新的条件，即“能不能”创新；其次，宏观税负的轻与重，是一个社会学问题，难以直接观测，影响创新的动机，即“值不值”创新，这与纳税人身份设定有关：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最后，还有宏观税负的稳与变，即考虑时间因素，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还应当是稳定的，可预期的。这样，企业、创业者、投资者都能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税收环境，有利于稳定创新行为。

第二，市场激励，构建促进公平竞争的税收制度。首先，从税收收入制度看，要紧随产业组织形态的变化完善税收制度。比如，电子商务、数字金融、共享经济等模式不断涌现，对这些新业态不征税并不会激励创新，而保护创新的举措恰恰是要通过征税营造公平和中性的税收环境；其次，从税收征管制度整体看，要以有效征管和良好纳税服务形成公平规范的税收环境；最后，从税收收入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整体考虑两者的适应性程度。税收收入制度的复杂程度决定了税收征管的难度，而税收征管能力反过来限定了税种及其模式的选择。因而应统筹实现税收收入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的相互适应、相互协调。

第三，行为激励，基于创新行为的税收制度改革。

当前税收激励的着力点主要在于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企业自主研发的税收激励；第二，强化产学研合作的税收激励；第三，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激励；第四，支持创业和中小企业创新的税收激励；第五，促进专利和技术转移的税收激励；第六，增加研发人员的税收激励。

但是，基于企业或个人创新行为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上述做法存在众多不尽现实的隐含假定，基于理想化假设的政策设计，往往会造成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失效。

因此，有必要深入把握各类创新行为的特征、条件、行为策略、风险差异等，从行为主义出发，基于创新行为来进行税收制度设计。

第四，社会激励，设计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税收制度。创新驱动发展需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即把人的素质和能力提升置于基础性地位，企业、家庭（个人）和社会是人力资本积累主体，税收制度要有利于全社会各类主体积累人力资本，包括完善促进企业积累人力资本的税收激励，如减少企业研发人力成本，针对员工培训给予税式补贴；完善促进个人积累人力资本的税收激励；完善促进社会积累人力资本的税收激励，例如针对社会大众的教育、医疗机构给予税式补贴。

刘尚希认为，以上四个维度是税收制度从整体上激励创新的四个基本条件，缺一都可能产生抑制创新的公共风险，当前，创新税收激励多基于政策性优惠，临时性、被动性、特惠性的税收激励政策多，而法定性、开放性、普惠性和主动性的制度激励少，其效果有限。

刘尚希建议，税制改革要有新理念，少搞短期性、补丁式的优惠政策，以税收法定和创新宏观环境优化为出发点，以税收收入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的相互适应和协调为着眼点，将创新理念真正融入到现代税收制度建设中去。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潘亦纯

编辑 徐超

校对 刘军